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什么？解决之道是什么？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现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作用渠道是“强制兑换”和“外汇占款”制度。其根源有三个。第一，货币政策不独立。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短视。第三，产业结构低级。

汇率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以长期“人民币债”救助欧洲，并在“十二五”期间全力落实产业结构改革，逐步实现跨境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迫使世界其他经济体建立人民币储备。

必须绕开的雷区有两个。第一，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第二，不能全面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人民币升值动力在哪里？

根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2009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对外公布。

时隔两年后，据央行官方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前四个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5382.28亿元，同比增长16.89倍。而从试点之初至2011年4月末，全国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10481亿元。

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曾在公开演讲时表示，预计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全部贸易结算额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2.5%升至5%到6%的水平，而2012年这一比例将有望达到10%。渣打银行预计到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将达到等值1万亿美元的规模，年复合增长率67%；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将达到15%至20%。

应当指出的是，人民币结算结构中的进、出口比例严重错配。2010年约5000亿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中，80%为货物进口结算，20%是出口结算，也就是说，有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通过净进口流出中国内地。

这一现象凸显了两个内涵。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是外币。于是宏观经济学中定义的“汇率决定因素”——贸易顺差，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动力。国外企业普遍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外币购买中国产品，对人民币的贸易结算需求很小。

第二，人民币升值是纯粹的损人利己行为。流出的人民币成为海外投机客的套利工具，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恰恰是国外企业愿意以人民币作为中国进口贸易结算货币的根源。

一旦排除了贸易需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那么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只有两个。第一，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狼子野心；第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诉求（如三次中美战略对话，中国政府均被迫让步，提高人民币汇率或送出大量订单，换取“市场经济地位”等空头承诺）。

外国热钱流入的危险

中国长年维持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的“双顺差”，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主权货币出现“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现象，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很少见的。之前的先例就是陷入“失落的20年”之前的日本。

外国投资者对人民币计价资本的欲望有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基础。

短期看，中国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存在巨大的投机空间。通俗讲，人傻、钱多，实不为过。房地产、股市、农产品、艺术品，一炒就热，一热就赚，赚完就走。因此国外政府和金融机构迫切希望中国打开资本市场大门。此门一开，群魔乱舞，亚洲金融危机殷鉴不远。

中期看，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带来中国资本品按外币计价升值，海外投资者资产的账面价值跟着水涨船高。

长期看，中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资本品升值的坚定基础。例如，“十八亿亩耕地面积红线”的存在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境内土地使用权的长期价值只会涨不会跌。而资金价值从现下各地高达40%的民间拆借利率可管窥一二。

由此可知，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实质上是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不是对中国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种倾向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是一目了然的。

人民币单边升值，有百弊而无一利

必须要批驳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实行强制兑换制度，即出口企业创汇必须在各商业银行兑换为人民币，而商业银行再将这些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印发人民币满足购汇的资金需求。这一部分为购汇而供应市场的人民币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供应存量保守估计在25万亿人民币元，以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估计，年增量超过3万亿，还在不断放大。庞大的外汇占款推高通货膨胀，也压缩了央行货币政策的弹性空间。于是有论者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至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应该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此减少外汇占款，继而抑制通货膨胀。

此一逻辑的问题阐释是正确的，但解决方法是错误的。

外汇占款确实是国内资金供给收束不住的重要原因。但解决外汇占款的合理方式绝不是浮动汇率制度，更不能以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代价。

先来谈谈为什么人民币不能升值。

数量众多的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发展了20年，仍然处于国际制造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议价能力极差。由于出口货物绝大多数仍以外汇结算，涨价是不可能的，于是升值的人民币只能带来利润减少，资金链断裂，乃至企业破产。

对于中国进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看似能够降低购买成本，其实这一效果非常有限，并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严重阻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主要进口产品是矿物原料、农产品和高精尖技术设备和服务。

矿物原料和农产品价格以美元计价并逐年上涨，即使人民币维持每年5%的升值速度，也不一定能追上国际通货膨胀趋势。说到底，国际物价水平是被“美元贬值战略”绑架。一天不改变国际计价货币，一天无法逆转。

如果说在原料和农产品领域，人民币升值还有着减少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作用，那么在高精尖技术设备和服务领域，这一作用荡然无存。且不论国外垄断企业握有主动涨价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升值利益会被榨得一滴不剩。即便这些国外产品不涨价，其本身已拥有技术优势和专利优势，人民币升值后，又被“倒贴”价格优势，国内有志于升级产业结构、突破技术壁垒的本土企业还怎么与国外巨擘竞争？刨个坑埋了自己人，其智可鄙，其心可诛。

外汇占款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如何解决？

“强制兑换制度”形成的外汇占款不能孤立看待，应与中国总体货币政策结合分析。

长久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都是看一步走一步，这种缺乏明确调控目标和稳定持续性质的施政风格将中国经济拖入了“衰退—出台扩张政策—经济过热—全力紧缩—再次衰退”的循环。这一循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成形，绵延至今生生不息。可以说，除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1994年汇率改革，30年间历次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同时也是过激的。1992年和1994年之所以重要，在于前者根本上确立了“改革”和“发展”两大政治主题，激发了全国的产业创造力，而后者标志着中国全面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为“改革”和“发展”指明了具体路径。

可以说，只有面向宏观总供给的经济政策才是长期、可持续、有活力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货币供给，全是面向总需求的、应急、应激的短期调控，一旦形势判断错误，或者时机把握不准，结果要么是经济过热、民不聊生，要么是多次一举、资源错配。

从法律上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出自中国人民银行。但央行货币政策完全受党中央和国务院节制。这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风险系数成倍增长。有一个著名案例能够说明中央银行独立运作的重要性。

日本的先例（本段观点来自《凤凰周刊》（总401期）所载岳健勇的文章）

许多人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归因于美英两国的定向爆破——1985年《广场协定》。其实，《广场协定》是美英法日德五国为稳定全球经济、平衡各国贸易所协调的产物。

在协议签订后，日元和西德马克均对美元大幅升值54%。然而，与日本迅速产生经济泡沫并最终破裂不同，西德一直维持着稳定的经济增长。虽然在1990年，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究其原因是东欧政治动荡和柏林墙倒塌所致，与《广场协定》并没有关系。 

为什么德国和日本的遭际如此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是否独立。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自1957年以来独立于行政部门，受宪法保护，“反通胀”是其首要的政策目标，“保增长”的需要并不能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水平。“这是战后西德政府汲取了两战期间魏玛共和国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滥发货币，以致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法西斯势力上台的惨痛教训的结果。西德马克因币值坚挺且长期稳定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正是得益于德国央行审慎的货币政策。”

反观一直附属于日本大藏省的日本央行，促进经济增长是其优先考量。1986年，升值的日元阻碍了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政府立刻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政策，大幅下调利率，增发货币，加之金融自由化推波助澜，股市、地产业出现严重泡沫，到1990年泡沫终于破裂。而日本银行业与实体部门普遍交叉持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巨额坏账沉重打击了日本金融体系，经济国本为之动摇。

很明显，独立的央行运行是对政府宏观财政政策的保险措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过热。对于中国，受政府支配的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一旦出现宏观政策失误，后果异常严重。中央银行的制衡更加必要、紧迫。

诚然，外汇占款构成了货币超发的部分原因。但中央银行通过“资金配套”放大宏观财政政策效果，却是中国经济大冷大热的根本源头。2008年中央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体系立刻补上10万亿资金，虽然净出口大幅下降，贸易结算背景的外汇占款增速下滑，但严重的通货膨胀依然产生了，这不过是最新鲜的教训。

大力推进跨境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欧元区危机是天赐良机

治理外汇占款应如治理黄河，其大政方针是“高筑坝，清淤沙”。央行独立是“筑坝”步骤，而人民币出口贸易结算是“除沙”步骤。

在绝不能遽开资本市场的前提下，要让境内过多的人民币流出去，除了经常项目下的进口增长外，切实推进跨境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唯一出路。

表面开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只能将人民币圈回来，为什么能让人民币流动出去？

其实，只有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才能迫使海外企业和国家持有人民币，将人民币视作重要的储备货币。根本上说，这是充分利用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来提高人民币的金融地位。摆脱人民币受他国政治压力和投机炒作左右的局面。

这一战略的实施必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尤其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中国可借鉴美国在二战之后依靠“马歇尔计划”，成功控制欧洲金融命脉并建立“美元霸权”的范例，以“人民币”而非“外汇储备”援助欧盟，或用人民币购买欧洲债券。

人民币有中国无与伦比的内需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做后盾，相比美元和欧元，保值能力并不弱。同时，中国在援助之上可以附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多重条款。

一方面，欧洲银行体系可利用人民币援助充实资本金，提高抗风险能力，度过欧元区信用危机，并可通过货币乘数放大“人民币债”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债”应允许用币值稳定的外币还款，为中国将来购买境外矿产、农作物、专利、优质金融资源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这是把人民币打造为世界货币的第一步，可能重演“美元霸权”的开锣大戏。

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动步骤不能违反，即必先“人民币援助欧洲”，而后“人民币出口结算”，志当存高远，不能只看眼前。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现在出口的是以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流失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立刻全面推进人民币出口结算，并大量借出“人民币债”，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之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出口给欧洲的是大量机床、精密仪器、汽车、电子产品、农作物等高附加值产品。这是现在的中国和二战后美国的先天差距。不考虑这一变量，盲目推动“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由此可见，未来3到4年，欧美发达国家陷于经济泥潭，这正是人民币走出国门的重要时间窗。一手送出附带苛刻条件的人民币纾解各国燃眉之急，一手狠抓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以国家羽翼保护和协助中小企业完成转型，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重要工业产品出口以人民币结算，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改头换面。

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是必由之路

如前文所述，人民币“单边升值”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发达国家“政治压力”推动的，并非贸易顺差所致，因此这种人民币汇率变动绝对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扭转这一倾向是当务之急。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迷思是一个有尊严、有责任感的中央银行应尽之责、必尽之功。否则，即使借出“人民币债”，也会吸引境外投机者通过各种渠道鲸吞人民币资产，人为催熟资产泡沫，中国成为下一个“日本”将不可避免。

人民币汇率双向变动可以部分地通过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国家买卖行为实现。